有一种工作叫走村入户，有一种称谓叫党员干部，有一种帮助叫用情用心，有一种幸福叫群众的微笑，说起人民调解，总是有讲不完的故事，调解路上的那些人、那些事，都是我生命中美丽的风景。

“鲁所长，鲁所长，不好了，快来医院......”一阵急促的声音从电话中传来，伴随着激烈的争吵声。我立马来到事发地卫生院，卫生院门口已被堵住，一位中年男子推着轮椅，轮椅上坐着一位下肢包扎着的妇女，男子情绪激动，要求卫生院赔偿。人群不断聚集，已经干扰到了卫生院的正常运作，当务之急是劝开聚集的人群。

堵门并不能解决问题，协商才是解决分歧的有效方式，在一番劝说后，男子推着妻子来到休息室。在男子的讲述下，事情原委浮现：

男子叫王建，是轮椅上妇女叶芳的丈夫。在七月份，炎夏时节，叶芳的腰腿反复疼痛，在家待几天后，情况加重后来到卫生院治疗。经过检查，卫生院主治医师董杰制定了手术方案。但手术过后，叶芳却双下肢无力，右下肢无知觉，无法下床。原本好端端的人如今只能躺在床上，平时的日常都离不开丈夫王建协助，这对叶芳及其家人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叶芳和王建很气愤，认为卫生院手术存在问题，治疗未果反造成医疗事故，向卫生院索赔60万。另一方面，卫生院方面承认自己的问题，但对于赔偿金额方面，认为患者家属狮子大开口，只愿意出15万赔偿费。

赔偿费差额巨大是事情的关键，这个牵扯到双方当事人的利益，但医疗事故的界定仍需要相关机构出具鉴定。在休息室，叶芳看见主治医师董杰到来，挣扎着想站起来，却因腿无法受力，险些摔倒。

叶芳面带痛苦说道：“我不要钱，把我腿治好，行不行！”

“来医院时我妻子只是腿疼，现在却站不起来，这个事情你们不给个说法，你们卫生院就别想正常运转了，我们天天来”，王建气愤的说道。

多年基层经验表明，在气头上的人你首先得倾听他们，若直接拒绝或态度不好会造成严重对立，不利于事情解决。毫无疑问，叶芳是此次医疗事故的受害者，无论如何，都应照顾她的感受。叶芳身体本就不适，在轮椅上颠簸，无疑会加重身体负担，休养才是最利于恢复的方式。

“王哥，你这样带着妻子来讨说法，受累的是你妻子啊，事情已经发生了，肯定会给您个交代的。”

“现在您妻子的伤残情况还没明确，所以赔偿金额这方面无法明确，司法鉴定中心可以进行伤残鉴定，等鉴定结果出来再来谈赔偿可以吗？”

“我妻子现在正在轮椅上坐着的，要啥鉴定啊，你们是不是想作假糊弄我们，不想赔偿啊。”

......由于家属的先入偏见，此次沟通并未得到妥善处理方案。

几天后，在卫生院董医生带领下，我们赶往叶芳家。

叶芳家在农村，位置十分偏僻，在王富贵的带领下，一路颠颠簸簸，五小时后来到了叶芳家。叶芳家是一栋古老的二层小楼，年岁久远，有的水泥块已脱落。

叶芳家子女均在外工作，只有过年才会回来，平时老两口就在家自己做点小活，每年下来还有余钱，但这次医疗事故打破了原本平静的生活。现在妻子躺在床上，每天王建都要照顾，脱不开身。

我们到的时候正值中午，王建在那忙活午饭，以前的饭都是妻子叶芳做的，现在只能由王建来做。因为没经常做饭，王建手法还略显生疏，手脚有点慌乱。盛好饭菜，他先将妻子抱起，靠在墙上，随后把碗端给妻子......

“王哥，事情总得解决，拖着也不是办法，你再说说你的想法吧。”

“你们也看到了，以前咱老两口自给自足，日子过得很充裕，每年下来还有结余，逢年过节还可以给孙子孙女钱。但现在妻子腿没有知觉，无法自理，需要我照顾日常生活，我也没办法出去工作，家庭收入断了，同时护理费、医药费、伙食费等等支出，这是一大笔钱呐，家里也没有啥积蓄。真不是我们狮子大张口，毕竟我们也不想给子女很重的负担，这笔钱也主要是照顾妻子，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物价也上去了，医院方的赔偿金额太少了，我们不接受。”

“王哥，这样子吧，我还是先前的意见，既然现在你们双方存在赔偿金额的分歧，我先去市里面做个伤残鉴定。您放心，这个伤残鉴定是专业权威机构进行的，结果是很公正的，我们等鉴定结果出来看有没有治好的可能，然后在协商确定赔偿金额，这样子的话双方有个依据就好协商”

“王哥，这个事情是我们医院的责任，我们会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赔偿金额方面还是得有依据，不是我们单方面说了算，先做个伤残鉴定吧。”

经过一番沟通，王建与妻子最终同意去市里做伤残鉴定。

我们先把叶芳抱上车，在后备箱放好轮椅，驱车前往市里。

来到常德市司法鉴定中心，最终鉴定为伤残七级。

现实再“骨感”，也怕实心干。接下来的三个月，调解不易，沟通是第一大难题，践行能动司法理念，自己两边跑，从合口到安福，20公里路在修路，一路颠簸，一直做好中间人。

最开始，王建一家对我是不信任的，不让进门，认为我可能会帮着医院说话，慢慢的，跑的次数多了，他也便感受到了我的心意，知道我是想把这件事情调解好，渐渐地接受了，敞开心扉给我说了他的想法，也不是不讲理的人。

最让我头疼的，不是群众这边，而是医院，他们认为叶芳经过治疗以后会康复，不愿意赔偿那么多，想着赔偿越少越好。一两周一趟，驱车前往医院做工作，风风火火，向医院出具鉴定证明，说明王建家的基本情况，带着同情心希望提高医院的赔偿金，得到了医院的理解和认可。

转眼一两个月过去，起初的苦日子，终于熬出头。王建和医院愿意心平气和的坐下来调解，希望能够把这件事情彻底解决。

走进安福司法所人民调解庭，王建与董洁各自说了自己的预期后还有5万块钱的差额，但双方显然都不愿意让步，眼见着双方又要争吵起来，火药味十足，我赶紧把董洁拉到一旁，让双方冷静冷静，然后逐个劝说。

对于医院一方，告诉他们的确王建家庭条件不好，而且是受害的一方，应当给予更多的同情和帮助；对于王建一家，告诉他们事情已成事实，在闹下去只会耽误叶芳的治疗，现在是要照顾好叶芳，帮助她恢复。

再次坐到一起，我提议天平应该向受害者一方偏一点，就定在28万，双方沉默半响，说了一个字“好”。

我看着双方签署协议书，心里不由长舒口气：“此次医疗纠纷一案，终于调解成功了。”事后，王建来我所里感谢我，我对他们说这是咱共产党员最基本的素质，我们的任务就是为百姓排忧解难。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做好调解工作，就得把群众感情放在第一位，受得住气，受得住委屈。”从事人民调解工作是一件苦差事很难有完整的双休日和法定节假日。只要有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发生，不论白天还是黑夜，不管上班还是休假，都要第一时间赶赴现场。仅去年，安福街道化解各类纠纷150多起，调解率100%，调解成功率98%以上。但是这还远远不够，我所希望的是在我管辖的社区，什么时候不再需要我出面调解，什么时候我就完成了我自己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