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简介：

２０１９年７月刘某被某工地聘请为拖拉机司机并于７月９日进入工地开始工作至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５日结束。刘某刚进入工地开拖拉机工作时，施工方负责人吴某与其约定工资为６５００元／月。

２０１９年８月刘某向吴某反映工作量太大了，要求在６５００元／月的基础上适当的增加工资。吴某表示：１、会增加车辆，减轻刘某的工作量；２、承诺给刘某在原６５００元／月的基础上暂时加食宿费１０００元／月，工资５００元／月，共计８０００元／月。

２０１９年９月施工方增加了车辆至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５日结束。

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６日吴某找到刘某，要求其提供银行卡号，便于发放工资。刘某问吴某自己的工资是否为２０１９年７月按６５００元／月计算，２０１９年８月至２０２０年１月按８０００元／月？吴某告知刘某道：“因为加车缘故，刘某的工作量就变小了很多，故取消当时承诺的８０００元／月，只按最初进入工地工作时约定的６５００元／月计算工资。”刘某听完吴某的回答后不同意工资按６５００元／月的标准计算且拒绝向吴某提供银行卡号，随后更是驾驶着之前归自己工作使用的拖拉机离开工地回家。

疫情前期，刘某与吴某均未找彼此协商工资发放和归还拖拉机事宜。直至２０２０年５月，刘某见工地已全面恢复施工便再次找到吴某要求：按８０００元／月的工资标准结算工资，其就提供银行卡号并立即归还拖拉机。而吴某不同意刘某的工资标准，坚持按６５００元／月的标准要给刘某结算工资且责令刘某在一星期内归还施工方的拖拉机，否则将报警处理。双方多次协商未果，由此产生纠纷。

新洲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镇调委会”）得知此事后，立即主动介入调处。

调解过程：

镇调委会介入此起纠纷后，分别向当事人刘某及施工方负责人吴某调查了解了纠纷的起因经过。通过调查得知：１、２０１９年８月吴某口头承诺刘某，表示考虑到其工作量大的因素，暂时给其在原６５００／月的工资基础上增加１５００元／月的补贴，故刘某的工资按８０００元／月计算；２、２０１９年９月新增车辆后取消给刘某某１５００元／月的补贴一事，吴某并未跟刘某及时进行沟通并取得同意，而是拖延到２０２０年１月刘某向自己询问工资计算标准时，才向其告知，从而导致双方引发矛盾纠纷；３、复工以来刘某多次到工地进行阻工。

在充分了解纠纷的基本情况后，镇调委会召集双方当事人对该纠纷进行调解。在调解过程中，刘某态度坚决不接受取消补贴，坚持要求吴某按８０００元／月的工资标准给自己结算工资，否则不仅不予归还拖拉机还天天去工地阻工；施工方负责人吴某则认为：刘某的行为是典型的胡搅蛮缠，其多次到工地阻工影响项目进程，自己没有报警抓他就已是仁至义尽。双方当事人你一言，我一语谁也说服不了谁，且调解员在调解时也多次被当事人插话打断，调解现场陷入僵局。镇调委会为了避免因双方当事人情绪激动造成矛盾升级，决定先暂停调解，让当事人双方各自平复情绪。

调解员先是与刘某沟通道：其采取开走施工方拖拉机和后续阻工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是不可取的，因尽快归还施工方的拖拉机并且不得再去阻工。刘某听了调解员的劝导后道：只要吴某尽快付给其工资，其定如期归还拖拉机且不再会有阻工等违法行为；见刘某的态度已有所改变，调解员趁热打铁立即与吴某沟通协商道：１、虽其在２０１９年８月给刘某承诺涨工资时只是口头承诺，但后期也并未通过口头或书面的形式主动告知刘某何时增加补贴，何时取消补贴，从而导致双方现因劳动报酬引发纠纷；２、刘某将拖拉机驶离工地归家以及后续在没有安全措施的情况下进入施工场所进行阻工闹事，都表明施工方在管理上存在一定的工作漏洞。

后续经征得双方当事人的同意，镇调委会继续组织双方调解。经过镇调委会前后共计长达六小时的调解，双方达成一致协议。

调解结果：

１．施工方负责人吴某自协议签订完成后一次性付清刘某工资肆万叁仟伍佰壹拾柒元整（２０１９年７月９日至２０１９年９月９日按照８０００元／月结算；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０日至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５日按６５００元／月结算）；

２、刘某在收到工资后，于三天内将之前自己驾驶的施工方的拖拉机移交给施工方负责人吴某；

３、施工方负责人吴某另行一次性补助刘某叁仟肆佰捌拾叁元整额外费用，共付给当事人刘某肆万柒仟元整；

４、自双方签订协议起再无任何经济纠纷，刘某更是不得再以任何理由采取违法地阻工、堵路、拦截施工车辆等不理智行为。

案例点评：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劳动争议纠纷。１、施工方负责人吴某因未将薪资待遇的增加、取消时间第一时间内用口头或纸面形式向吴某传达并与其沟通，而导致最后双方产生矛盾纠纷；２、刘某因为不懂法，采取驾驶施工方的拖拉机离开工地和后续阻工等违法行为进行所谓的维权，皆是不可取的。　　调解过程中，调解员依法、依情、依理，运用“面对面”及“背对背”相结合的调解法，向当事人倾情沟通，耐心劝导，引导当事人依法解决问题，最终使当事人维护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平息了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