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0日中午，桃源县司法局盘塘司法所接到某村干部反映，村民张某在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建筑工地上打工，当天中午时分从施工现场坠至35米深的山谷中，经抢救无效死亡。张某家属请求司法所出面协助处理善后事宜。

　　盘塘司法所知悉后顾不上午休，立即联系村里核实了相关情况：死者张某有一子一女（女儿15岁、儿子8岁），母亲今年68岁，父亲67岁。张某生前打工地与家乡相隔1800多公里，亡者亲属的哀痛如路一般漫长。为尽量减轻死者家属的经济负担，在做了一些准备工作之后，当天晚上，综治办、司法所、村委会相关人员组成工作小组，陪同死者家属连夜出发，一行6人星夜驱车赶往云南大理。在经过20多个小时的车旅颠簸之后，于次日傍晚赶到了死者遗体存放地的云南大理。

　　到达之后，一行人向死者的工友详细了解张某出事的经过、施工地点、工作环境等具体情况。据了解，死者张某与同村村民董某于今年6月7日从另外的一处工地来到云南怒江南坪某水电站施工地，在一个叫王某的湖北小包工头下面做事，双方协商按每天200元结算工资，项目的施工方是国家水电四局，分包方是湖北大帝，张某在出工的第4天便不幸死亡。根据以往的经验分析，这应该是一起因工死亡事故，张某的死亡应属于工亡。但是，在与包工头及包工头的委托律师协商谈判的过程中，对方不同意按工亡事故处理，对方认为死者张某与包工头之间应是雇佣关系而不是劳动关系。如果是这样，按照云南怒江当地的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和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工亡的赔偿可达到80万；而按雇佣关系的一般人身损害赔偿却不会超30万。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别使得协商进展非常不顺。如果死者家属坚持按工亡待遇给予赔偿，就要先要申请工伤亡的认定。可以想象，远隔千里之外的死者家属要按照程序来主张自己的权利，所承受的心理压力、经济压力是不言而喻的。也正是因为这种规定上的限制，造成维权成本过大，使得少数群众在维护自己权益时，信访而不信法，在维权方式和方法上往往采取一些偏激手段来制造舆论，博得社会的同情。

　　维权协商的过程是多磨的，在历经了几个回合的协商谈判之后，包工头只答应赔付65万元，离死者家属主张按工亡标准赔付的80万元仍还有不小的差距。包工头及其委托律师用起了“缓兵之计”，认为异地远道而来拖不起，从而不肯作出让步，协商谈判陷入了僵局。

　　此时，正值周末，相关职能部门不上班。传说中大理有着宜人的气候和迷人的美景，而此时此刻，众人的心情是苦闷的，和大理的美景是那么的格格不入。在中间休息的这两天，工作小组没有放弃，而是积极寻求各种解决办法，也不忘做家属的安抚工作，特别是做好在家里等候消息亲友的思想工作。天无绝人之路，当在网上进行咨询的时候，找到了人社部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建筑业工伤保险工作的意见》（〔2014〕103号），同时也找到了云南省人社厅于2015年3月18日下发了《关于印发进一步做好建筑业工伤保险工作方案的通知》。这些政策文件，为主张死者按工亡待遇进行赔偿提供了有力依据。

　　6月15日，工作小组通过电话联系上了水电某局综合部一位王姓负责人，并就张某因工死亡事故一事进行了友好协商。在事实和政策依据面前，水电某局同意了按工亡待遇进行赔偿的观点，并责成包工头积极筹款赔付。

　　最终，双方在赔付数额上达成协议，计算出赔偿金共75万元，对方承诺在6月16日中午前将赔付款支付到位。至此，一起辗转千里的维权案件取得了圆满的成果。（桃源县盘塘司法所 裴军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