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初期，刘某背井离乡，来到津市市一家国有企业打工，维持家庭生计。过了几年后，他从家乡里带来一帮人，从事车间、码头搬运装卸，工资效益一天比一天好，日子也过得一天比一天舒心。刘某感觉到自己出门就业已成功，通过一些亲戚朋友打气，他在津市市成立了慈利搬运大队，办理了工商营业执照。打那以后，由于他对工作的执著追求，办事的信誉、该国有企业在改制中将制盐车间的装卸和盐包的输送管理承包给他，他感到很欣慰，在雇佣劳动力上有了自己的自主权。去年12月6日，他经人介绍，于某（58岁）被雇佣为制盐车间传送带管理和操作简单的基本劳动，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对于某进行业务培训和安全生产教育，于某上岗工作。在他快要下班时，厄运降到他身上，于某右肢被卷入皮带轮下，当即被碾伤送往津市市人民医院救治。出院后，于某为自己右肢7级伤残提出索赔而引发矛盾纠纷。

　　今年8月22日，于某在他亲家的陪同下，来到津市市“三调联动”办公室（设津市市司法局内）请求调解。听了于某和他亲家的介绍后，津市市“三调联动”办主动受理调解。通过走访调查双方当事人，判断监控录像资料，认为该起纠纷是一起侵权健康权纠纷。于是主动与刘某取得联系，将他的过错之处一一指出来后，他意识到自己问题严重性，愿意承担赔偿责任。

　　8月29日，津市市“三调联动”办组织双方调解，于某说住院期间，除刘某已经预付的4.5757万元外，另外刘某一次性赔偿所有损失费用15万元，刘某认为赔偿额度过高，没有赔偿能力。我们问于某是否有松动，于某思忖片刻后，说：“12万元”。刘某还是不能接受，调解陷入僵局。此时，我们深感调解压力很大，如果处理不好，将会妨碍该企业的正常生产和工作，甚至还会出现些过激行为的反应，怎么办？我们不能因双方的争执己见而放弃，更不能厌烦调解，只有想着双方的各自利益损失降低，耐心说服教育，双方就会互相包容，况且双方自愿申请调解，应该有解决纠纷的共识，我们想到这些，抓住双方的矛盾心理，自然就会迎刃而解。过了一会儿，我们以“攻心”战术，通过背靠背地反复做双方思想工作，于某很快将12万元松动为8万元，刘某愿意接受，双方初步达成调解协议。但是，在给付方式上，刘某说先付2万元，然后在6个月内每月付1万元，于某不同意，要求一次性付清，双方调解再次陷入僵局。我们意识到，双方在赔偿金额上已经达成共识，分歧意见不是很大，应该有调和的余地，我们在三洲驿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的配合下，再次与双方沟通，释法教育，刘某通过反复思想斗争后，坦诚的说：“于某能够理解我，包容我，一次性给付7万元”。刘某说“成交”。双方终于达成了调解协议。（津市市市司法局 余学舫）